众所周知，保障房是地方政府部门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建设的，属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供给范畴。由于其中很大一部分只租不售，保障对象很难说有确切所指，但笼统来讲是明确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。只是，在这种利益高度关联中，中低收入群体之于保障房没有任何话语权，选址和建设更没有体现他们的任何意志，而完全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单向度操作。这是“有房无人”的深层次原因。

　　保障房由政府部门主导本没有错，但是却不能关门操作。一方面，公权力尚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，关门操作难免会权力自肥，谋求部门利益；另一方面，某些公权力官僚主义突出，之于保障房未必看作是公共服务供给，而会有“施舍”心理。关门操作的结果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，政府部门给自己建的保障房位置优越、面积超标，保障房变成了“官适房”，譬如广东河源（楼盘）市以经适房名义建的“市直小区”；给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建的保障房，就被“放逐”到了生僻地。

　　保障房既然是供给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，最终是这个群体承租入住，而非政府部门，那么就需要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体现他们的意向和意志。否则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政府部门单向度操作，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硬要“拉郎配”，往往就会把好事办砸。这是在若干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都被验证了的逻辑与问题。一些地方保障房大量空置，只不过在重复民众对单向度操作的不认可。

　　一定程度上，可以将保障房看作是城市的公共保障设施。以此出发，其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，就需要引入公共听证程序。我国在多部法律中都规定了公共听证制度。譬如《行政许可法》规定，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并举行听证。《城乡规划法》规定，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，应当采取论证会、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；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定期采取论证会、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，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。

　　在保障房选址和建设中引入公共听证程序，当是有法可依。更重要的，一方面，可以在保障房建设中广泛吸纳民意和凝聚共识；另一方面，也增强了中低收入群体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的话语权，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从而改变目前保障房建设过程的单向度和封闭性。只有在保障房建设中引入公共听证，让怀揣着“安居梦”的人们在建设之初即有认同感，才不会建成后大量闲置。至于如何保证公共听证的效果与效力，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